《偶像練習生》：用韓國流行文化的套路製造國產偶像？

99名年輕男性站在鑽石型的舞台上揮舞著手臂對觀眾高唱著「選我，選我」（pick me），這就是新晉成為熱門話題的網絡綜藝節目《偶像練習生》向觀眾傳達的核心訊息。

這些身材纖長、皮膚白皙、相貌清秀的男青年穿著統一的韓式校服、清一色畫著韓式一字眉，面孔在快速移動的攝像機面前一閃而過，在頻繁的鏡頭剪切中抽象成一個符號，觀眾在有限的時間內很難記住如此多張區分度低、類型同質化的面孔，這些唱唱跳跳的男青年成了組成群體的原子，他們共享一個名字——練習生。

韓國Mnet公司於今年1月29日通過公司官方網站發表聲明稱，《偶像練習生》在節目理念、結構、賽制、視覺設計等節目模式要素上與該公司製作的人氣偶像選秀綜藝《PRODUCE 101》高度相似，且該公司並未通過任何方式參與《偶像練習生》製作或產生任何形式的合作。

按照以往的經驗，這並不會妨礙《偶像練習生》在節目全流程結束後從31家娛樂公司選送的練習生及8位個人練習生（原定一百人，其中一人退賽）中選出九人組成偶像組合出道。

除了挪用形式，節目參與者的在韓經歷也註定了這檔節目由內而外散發出濃郁的「泡菜風味」——節目中的六名評審中，四人曾經有過期間不等的韓國練習生經歷，參與節目的練習生也多在韓接受過培訓。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練習生制度及其半成品移植到本土後的成長路徑從某種意義上構成了全球化時代亞洲的縮影。

在文化財富重要性逐漸凸顯、大中華區市場的崛起的當下，偶像練習生作為一個承載著經濟、文化雙重意涵符號的半成品，詮釋了跨區域的文化符號是如何在亞洲文化生產與消費的脈絡中產生的。

國產網絡選秀綜藝《偶像練習生》。

練習生一密達

明星身份的人格化（individuation）仰賴著公眾對作為公眾人物的明星已有認知和未知之間形成的動態落差，這是「素人明星」和「養成系偶像」出現之前的造星常態。

二十世紀初美國電影工業發展初期，製片廠會限制觀眾對於表演者真實身份的信息獲取量，以便更好地控制表演者作為商品的價值。

雖說當下明星生活仍然和普通人生活之間存在相當的距離，但卻不再猶如蒼穹中閃爍的星斗一般遙不可及，「星」格不再仰賴公眾「知」與「無知」之間的擺盪，控制權也不再是制星者的單極權力，公眾對於明星的「無知」甚至不再是製作者掌控商品價值的方式，而是商品喪失市場的標誌——當下，公眾認知程度與明星價值成正比，公眾越了解，明星就越值錢。

練習生選秀就是當下的產物。

「練習生」是韓國娛樂產業的產物，大量的練習生為韓國每年大量偶像團體出道提供了新鮮而充足的血源。

起初，未出道的練習生默默無聞，對公眾而言無異於素人（普通人）。

2005年日本養成系偶像模式興起，韓國迅速進口這一模式並將之本土化，經紀公司開始寄希望於節目播出和觀眾投票檢測練習生人氣，練習生則希冀吸引觀眾、獲得票數增加自己出道的幾率。

在此種運作邏輯下，練習生被置於素人和明星之間的曖昧地帶。

日本養成系偶像一經出道即獲得藝人身份，非隱退不能恢復素人身份，而韓國練習生不同，即便有過出道經歷仍然可以以「練習生」身份再次參加出道選拔，繼續通過選秀節目、限定組合、音樂企劃等方式攫取更多被公眾認知的機會。

練習生選秀的成功有目共睹。

2006年，韓國第二大娛樂公司YG推出練習生選秀綜藝《BigBang出道實錄》從旗下六名練習生中選出五人組成BigBang組合出道，該公司後續又沿用BigBang模式通過實境選秀綜藝《WIN》和《MIX & MATCH》相繼推出WINNER與iKON兩支男子偶像團體。

幫助韓國娛樂公司JYP在今年取代YG江湖第二地位的人氣女團TWICE同樣是通過練習生選秀綜藝節目《SIXTEEN》決定成員。

一度位列「韓國四大女團」之一的KARA在兩名成員退出後進行成員遞補時，所屬的DSP娛樂公司同樣選擇了練習生選秀綜藝《KARA PROJECT-KARA The Beginning》，從旗下七名練習生中選出一名進入KARA。

這些通過選秀綜藝鋪墊出道的男女偶像團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BigBang紅遍亞洲，WINNER出道曲在五天內榮登榜首，兄弟團體iKON取得這一成績也只用了十二天。

不同於前述練習生選秀節目，《PRODUCE101》不再是大公司旗下練習生競爭，韓國三大娛樂公司鮮有練習生參賽，節目成了四十多家「非著名」娛樂/經紀公司練習生的競技場，由此也可以窺見韓國練習生人數之多。

百花齊放的局面並非三大娛樂公司拱手讓江山，2011年六月中旬，韓國第一大娛樂公司SM總裁李秀滿在巴黎萬豪左岸酒店舉辦的SM TOWN活動中宣告：「SM創造的時代已經掀起蓋頭來」。

在高風險高回報的網際網路技術（IT）基礎上，李秀滿自創出超高風險超高回報的「文化技術」（CT, Culture Technology），所謂文化技術大概相當以三至七年的練習生制度為基礎的造星機制，目標則是讓全球化價值融入韓流，創造全球化明星。

這一概念於2016年1月27日升級成新版本NCT(New Culture Techonlogy)，預計將偶像團體範圍拓展至南美洲。

新舊版本中發展文化技術的重要步驟之一就是讓更多韓國娛樂公司感受練習生制度的優越性，而在當下亞洲偶像明星身上的確能夠看到文化技術作用其上的痕跡。

韓國練習生選秀綜藝《PRODUCE 101》第二季。

韓流暗潮

上世紀九十年代「韓流」興起，充當潮流急先鋒扣開各國國門的是浪漫唯美的韓國電視劇，但韓流中影響力最大的則是韓國流行音樂。

比照日本流行音樂J-POP一詞，韓國流行音樂被稱為K-POP，包括偶像團體和獨唱（solo）歌手在內，都可以被稱為是K-POP明星，由於許多獨唱歌手是從偶像組合中獨立出來的，因此偶像團體仍然可以被視為是最具代表性的K-POP明星。

K-POP是一種相當混雜又相當年輕的音樂形式，1990年代末，韓國流行音樂開始將電子音樂與饒舌音樂、嘻哈音樂、美式流行搖滾、舞曲、靈魂音樂（soul）以及高科技舞曲（techno）進行混合，而此前的韓國流行音樂本身也是文化雜交的產物。

韓國結束長達32年的日本殖民地時期後，日本文化的影響並未隨著獨立解放而消失，日本演歌仍然是韓國最流行的音樂形式。

上世紀六十年代，林登·詹森任下的美國開始踐行羅斯托開發援助思想，通過提供經濟援助鞏固冷戰格局下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地位，美國流行文化經由經濟援助滲透至韓國，同時執政的朴正熙政權積極打擊親日勢力，帶有「倭色」的演歌被大規模禁止，美式搖滾、爵士樂和拉丁曲風開始成為成為韓國音樂新的潮流。

八十年代，隨著韓國軍事獨裁政權的瓦解和民主化運動的展開，韓國流行音樂開始在模擬美國流行音樂的基礎上開始融入日本電子音樂及視覺系樂隊元素，效法日本音樂產業填詞編曲風格和唱片生產、包裝方式，推出偶像組合在保留韓國固有的歌唱優勢基礎上融入日系偶像可愛、親和、帥氣等元素，最終打磨出了K-POP的雛形。

回溯韓國流行音樂的變遷，不難發現K-POP的核心就是混雜（hybridism），韓國流行音樂是亞洲地區文化跨界生產、消費、流通的結果，帶有深刻的後殖民主義色彩，包含著對兩種長期影響韓國的主流文化（日本文化和美國文化）的擬態，印度裔美國文化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稱之為仿製(mimicry）。

霍米·巴巴認為，文化權威要求被宰制的客體模仿與認同，對於被殖民者而言，仿製其實是一種生存策略，最終結果往往是製造出一種很像但又不完全一樣的東西。

不斷通過混雜產生的韓國流行音樂在亞洲地區的成功正源自它對西方文化的融合和對亞洲價值觀的部分保留，K-POP正是後殖民地主義仿製生成的「像而不同」的東西。

韓國流行音樂產業跨國擴張的主要策略仍然是融合混雜，以文化鄰近性（cultural proximity）為支撐建立文化地理上的媒體市場，在生產層面主要由文化經濟策略和亞洲文化網絡塑形兩部分組成。

前者指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韓國政府開始發展以文化為主導的海外發展戰略，政府大力扶植韓國文化輸出；後者指以韓國幾大娛樂公司主導的偶像生產系統，娛樂公司在亞洲範圍內發掘、訓練並進行事業擴展、整合、運營，深耕娛樂領域，批量生產偶像，練習生就是這格龐大系統中的重要環節。

千禧年後，韓國偶像團體運營邏輯的重點是打造跨國明星身份，抹去可見的民族、國家文化特徵，混合不同背景文化，達到一種「無國籍」（무국적）的狀態，將偶像團體塑造成多元的、超越特定文化範疇的、跨媒體的、文化流動型偶像。

韓國偶像團體組合開始吸納非韓國籍、非韓裔成員，經過長期在韓的造型、歌舞、語言等培訓後，普通受眾很難準確辨識偶像團體中的「非韓」成員。

「無國籍」策略幫助韓國娛樂產業完成了亞洲市場的深耕作業，多數韓國偶像團體都會在發行韓語專輯的同時發行其他語種版本，為娛樂公司賺取高額利潤的演唱會活動也開遍亞洲，通過互動增強對當地文化的附著性。

同時，「無國籍」也完成了一種對西方主流文化明星的仿製，藉助文化附著性在亞洲區域內重新定義了「洋氣」。

作為「土氣」的反義詞，「洋氣」未必一定嚴格對應著西方，但卻對應著潮流指引的方向，韓國娛樂產業通過系統運作和精心包裝，讓「無國籍」偶像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西方流行文化中偶像明星的位置，成為潮流的標杆。

部分包含非韓國籍、非韓裔成員的韓國偶像組合。

白菜，泡菜

《偶像練習生》不僅移植了韓國的節目模式，也移植了韓國娛樂產業的思路，參賽成員中也不乏非中國籍、非華裔者。

九十九名選手來自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及海外三國，和韓國「去國籍」思想指導下的偶像團體一樣，這些欠缺打磨的璞玉和韓國娛樂業的製成品一樣呈現出去特定文化區域的特質。

在國際局勢緊張、民間反韓情緒仍未完全消解、文化制裁尚未完全解禁的當下，一檔國產選秀綜藝節目中，參與者仍然不約而同地選擇使用韓流娛樂特色的妝容服飾裝飾自己，遵循韓流娛樂制定的行為模式約束自己，或許並不是認同韓國文化的結果，這種盲目的選擇不過是順從韓流定義亞洲時尚的當下表現「入流」的結果，好比是塗抹了泡菜汁的白菜，並不代表著白菜具有成為泡菜的主觀意願，塗抹泡菜汁不過是為了讓白菜在泡菜主導的市場上變得更加賣座。

韓國流行音樂文化之所以能夠主導當下的亞洲大眾流行文化市場，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韓國在擁抱西方文化、向全球主流文化靠近方面表現最為積極主動。

作為民族意識強烈、殖民印記較為深刻的韓國，體現出的後殖民文化特徵也最突出。

霍米·巴巴認為，第三世界文化是一種西方文化的一種變體，以西方文化為主的主流文化容忍這種文化的存在，但這種變體文化最終又勢必走向與西方文化融合的道路，作為弱勢的第三世界文化必將消失。

比較文學學者樂黛雲在《文化之橋》一書中也有言：「第三世界所面臨的是多年來發達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後盾形成的、已形成廣泛認同的文化話語，正如英語中很大範圍內已經成為流通語言一樣，第三世界文化要消解『邊緣』和『中心』的對立，要進行和發達世界的對話，就必須掌握這套話語。

然而，如果第三世界只用這套話語所構成的模式和規則來衡量和詮釋本土文化，那麼，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創性的或的文化就有可能因不符合這套話語的準則而被摒除在外。

況且，若果真如此，則第三世界與發達世界的對話仍然只是同一話語、同一語調，本質上仍然是一個聲音的獨白，無非補充了一些異域的資料，而不是能夠大致理解和溝通的兩種不同的聲音。

」

偶像明星也是由滲透至媒介關係中的文化霸權所構建的，在全球脈絡中的流行文化領域，美國明星似乎已經天然地成為全球明星，將文化上的「他者」留給邊陲位置上的勢力去競爭，即便這股勢力的明星成功了，通常也只是在維繫全球化脈絡中的結構秩序。

在當下的亞洲流行文化市場，這股替代西方明星獲得成功的邊陲勢力就是韓國流行音樂偶像。

同為有色人種，韓國流行偶像更容易打開廣泛具有殖民、半殖民歷史的亞洲各國大眾閉鎖而敏感的心扉，同時韓國流行偶像在膚色上又追求無限趨近白種人的白，藉助雜糅美國各種流行音樂類型的編曲形式征服亞洲大眾，成為亞洲流行文化的代表和各國流行文化追逐的方向。

而在以「文化自信」為政治口號的中國，娛樂產業不假思索地張開雙臂擁抱韓國流行文化，甚至不惜背負罵名不斷模仿仿製美日文化生成的韓國文化，並試圖通過這種方式製造國產偶像。

這種盲目的做法在理論上很難成功，畢竟所有「仿製」的結果都是製造出一種「像」但又不完全「是」的東西，一個文化上的畸形兒、一個吞噬文化多樣性的怪物，它危險而可怕，奈何多數人只拿它做奇觀欣賞。